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蘇露鋒 2025-04-14 15:56:05
文/蘇露鋒
古代中國，災異是天與人之間神秘而復雜的紐帶，它既是自然現(xiàn)象，也被賦予政治意義。災異的解釋權，始終是權力博弈的焦點。
我國最早的編年體史書《春秋》，以相當大的篇幅，記載了地震、水旱災害等各類災異。這些記載，是基于古老的政治哲學——“天命觀”。
在當時，天被視為至高無上的權威，天命是王朝合法性的來源。災異被看作是天對人間事務的警示或懲罰?！洞呵铩分袑漠惖挠涊d，往往與諸侯國的政治行為相聯(lián)系，暗示著天對君主的監(jiān)督。這種觀念，在后來的儒家思想中得到發(fā)展和強化。
漢代董仲舒提出“天人感應”學說，將災異的神圣化推向極致。他認為，天是有意志的，它通過災異來表達對人間政治的不滿。君主失德，天就會降下災異以示警；君主能夠反省并改正錯誤，天就會恢復祥和。這一學說，為災異的解釋，提供了理論基礎，也為統(tǒng)治者和知識分子之間的權力博弈，提供了舞臺。
災異的解釋權，是一種重要的權力象征，關系到王朝的合法性與統(tǒng)治者的權威。對于統(tǒng)治者來說，掌控災異的解釋權，意味著能夠?qū)漠?，轉(zhuǎn)化為鞏固統(tǒng)治的工具。
災異發(fā)生時，皇帝往往會下詔罪己，表示自己愿意承擔災異的責任，并采取措施來平息天怒。這種行為，表面上是自我反省，實際上是一種權力展示。通過承認災異是自己失德所致，皇帝反而能夠強化自己與天命之間的聯(lián)系，鞏固自己的統(tǒng)治地位。
知識分子不甘心將災異的解釋權，拱手讓給統(tǒng)治者。他們以儒家經(jīng)典為依據(jù)，試圖對災異進行自己的解讀。在漢代，儒生通過對《春秋》的注解，對災異的意義進行闡釋。他們認為，災異不僅僅是對君主的警示，更是對整個社會道德狀況的反映。通過這種解讀，儒生試圖對君主的行為進行約束，使君主不敢輕易違背儒家的道德規(guī)范。
這種權力博弈，在歷史上屢見不鮮。漢武帝時期，董仲舒因“天人感應”學說而受重用，但他也因?qū)漠惖慕忉屵^于直白而險些喪命。他的“天人三策”，雖為漢武帝所采納，但他的直言不諱，也引起皇帝不滿。
災異的解釋權，雖然對知識分子來說，是一種重要權力，但與統(tǒng)治者的博弈中，他們往往處于劣勢。
在統(tǒng)治集團內(nèi)部，不同政治勢力，也常常利用災異的解釋權，進行政治斗爭。西漢末期，災異頻發(fā)，時局動蕩，讖緯迷信盛行，對災異解釋權的爭奪，更加白熱化。
漢哀帝時，連年大旱，民不聊生。關東地區(qū)的民眾，手持一根草桿或木棍，互相傳遞，稱之為“行西王母籌”。人們披頭散發(fā)、赤足奔跑，一路向西，經(jīng)過26個郡國，抵達京師長安。百姓因災異而恐慌，紛紛傳遞“詔籌”，聲稱西王母將降災于人間。宜陵侯息夫躬將其解釋為邊關將有戰(zhàn)亂，試圖借此為外戚傅氏集團爭取兵權；而杜鄴則將其解釋為傅太后專權的警示，成功打壓了傅氏集團。
王莽專政時代，災異連年不斷。在這種背景下，王莽已無法沿用自譴自責的方式謀求政治穩(wěn)定。地皇三年（公元22年），霸橋因躲在橋下的貧民取火避寒，引發(fā)大火，大橋被燒毀。王莽發(fā)布詔書，從三皇五帝、天地方位等角度，對火災進行解釋。他認為，火災發(fā)生，并非單純?yōu)碾y，而是天意安排。霸橋的燒毀是為了“絕滅霸駁之橋”，從而“興成新室統(tǒng)一長存之道”，并借此改名為“長存橋”，希望新朝能夠長存。王莽還提到火災發(fā)生時間是立春之日，暗示這是天意，并借此推行一系列新的治國舉措，試圖將火災視為政權的一個轉(zhuǎn)機。一場災禍，卻被說成了祥瑞，對災異的解釋已隨心所欲，強拉硬扯。
自譴自責也好，化災異為祥瑞也罷，當這些表演被看穿，整個社會就會掉入“塔西佗陷阱”。民眾已不再相信，統(tǒng)治者掌控災異的解釋權，又有何用？
摘自《廉政瞭望》
責編：羅嘉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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