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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日報 2025-06-02 16:33:40
漢唐以來曾經(jīng)出現(xiàn)多種《楚辭》注本，但皆已亡佚，只有王逸《楚辭章句》流傳下來。舊本《楚辭章句》篇次混亂無序，宋玉《九辨》置于屈原的《離騷經(jīng)》之后、《九歌》之前，西漢后期的劉向《九嘆》置于西漢中期東方朔《七諫》和嚴忌《哀時命》之間，題為“屈原或景差作”的《大招》置于漢人作品之后。為了使《楚辭》文本更合乎邏輯，宋代學者先后多次重新編纂。這些重編的《楚辭》文本呈現(xiàn)出多種結構形態(tài)。
一是“離騷”“楚詞”對舉的結構。北宋天圣年間的陳說之最早對《楚辭》進行重編，按照作者生活年代，調(diào)整舊本《楚辭》中不合理的排序。陳說之本已佚，黃伯思《東觀余論》卷下《校定楚詞序》曾提到它：“陳說之以為惟屈原所著則謂之‘離騷’，后人效而繼之則曰‘楚詞’，非也。自漢以還，文師詞宗，慕其軌躅，摛華競秀，而識其體要者亦寡。蓋屈宋諸騷，皆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，故可謂之楚詞。”據(jù)此，陳說之本將《楚辭》文本分為“離騷”和“楚詞”兩部分：屈原的作品除了《離騷經(jīng)》，其余六題也稱“離騷”，只有宋玉以下作品皆稱“楚詞”。對于這個“離騷”與“楚詞”對舉的文本，黃伯思給出了否定性評論，認為屈宋詩歌的文體屬于“騷”，語言、內(nèi)容則“皆書楚語，作楚聲，紀楚地，名楚物”，屬于“楚詞”；既然“離騷”和“楚詞”在邏輯上不是并列關系，陳說之將兩者對舉的處理方式便不恰當。洪興祖《楚辭補注》即采用陳說之調(diào)整順序之后的文本，但并沒有標識“離騷”和“楚詞”以示區(qū)別。
二是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對舉結構。洪興祖《楚辭補注目錄·九歌》下曾提到：“一本《九歌》至《九思》下皆有‘傳’字?！焙榕d祖沒有指出這個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對舉結構文本的編者是誰，也沒有說明其篇次有何差異，說明這個文本的篇數(shù)和次序與《楚辭補注》一致，也是以陳說之本為基礎重編而成。這位佚名編纂者認同陳說之的篇目調(diào)整，但拋棄了陳說之“離騷”“楚詞”對舉的結構，尊屈原《離騷》為“經(jīng)”，以原別撰《九歌》等章及宋玉、景差、賈誼、淮南、東方、嚴忌、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其調(diào)者為“傳”，從而形成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對舉的結構。
三是“離騷”“楚詞”對舉和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對舉的雙重結構。陳說之重編的《楚辭》排序合理，但仍有可以深化的地方。晁補之《離騷新序（中）》言：“劉向《離騷楚辭》十六卷，王逸傳之……東方朔、嚴忌皆漢武帝廷臣，淮南小山之辭不當先朔、忌。王褒，漢宣帝時人，皆后淮南小山，至劉向最后作，故其次序如此。”晁補之在陳說之本基礎上，根據(jù)作者時序進一步調(diào)整排序。其重編本題為《離騷楚辭》，則是因為仍然沿用陳說之本“離騷”“楚辭”對舉的結構。同時，據(jù)朱熹《楚辭辯證》卷上載：“洪氏目錄《九歌》下注云：‘一本此下皆有“傳”字?！耸媳緞t自《九辯》以下乃有之。呂伯恭《讀詩記》引鄭氏《詩譜》曰：‘《小雅》十六篇，《大雅》十八篇為正經(jīng)?！追f達曰：‘凡書非正經(jīng)者謂之傳，未知此傳在何書也。’按《楚辭》，屈原《離騷》謂之經(jīng)，自宋玉《九辯》以下皆謂之傳。以此例考之，則《六月》以下，《小雅》之傳也；《民勞》以下，《大雅》之傳也?？资现^凡非正經(jīng)者謂之傳，善矣；又謂未知此傳在何書，則非也。然則呂氏實據(jù)晁本而言。”呂祖謙《讀詩記》以《楚辭》的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結構倒推《小雅》《大雅》中的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結構，朱熹指出他依據(jù)的是晁補之本，可見晁補之本自宋玉《九辯》以下有“傳”字。“傳”字的添加是為了呼應首篇《離騷經(jīng)》。如此看來，晁補之本中應該“離騷”“楚詞”對舉和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對舉雙重結構并存。
四是“離騷”“續(xù)離騷”對舉結構。這是朱熹《楚辭集注》獨創(chuàng)的新結構。《楚辭集注》是流傳至今的三種重要注本之一，也是宋元以后最主流的文本。朱熹有感于王逸、洪興祖二家注文煩瑣而未能揭示要義，故重新編纂、注釋?！冻o集注序》言：“自屈原賦《離騷》而南國宗之，名章繼作，通號‘楚辭’，大抵皆祖原意，而《離騷》深遠矣?！痹谥祆淇磥?，《離騷》就是《楚辭》的靈魂，南國文學的不祧之祖，“楚辭”都是模仿《離騷》衍生而來。朱熹舍棄過去“離騷”“楚辭”對舉或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對舉的結構，將屈原作品七題標為“離騷”，宋玉《九辯》以下八題標為“續(xù)離騷”，從而形成“離騷”“續(xù)離騷”對舉的文本結構，大大凸顯了《離騷》在《楚辭》中的地位。不僅如此，朱熹還對過去的文本進行增刪，宋玉以下刪去東方朔《七諫》、王褒《九懷》、劉向《九嘆》、王逸《九思》四篇，賈誼《惜誓》以下增補《吊屈原賦》和《服賦》（即《鵩鳥賦》）二篇。增刪的緣由在《楚辭辯證》卷上曾論及，因為東方朔、王褒、劉向、王逸諸作只是模擬《離騷》的體式，缺乏內(nèi)涵意蘊上的延續(xù)；而賈誼受排擠被謫為長沙王太傅，以遷客身份創(chuàng)作的《吊屈原賦》和《服賦》寄寓抑郁失意之情，與屈原創(chuàng)作《離騷》的環(huán)境和心情頗為一致。
宋人重編《楚辭》的多樣態(tài)文本結構背后，貫穿著編纂者對于《楚辭》闡釋傳統(tǒng)的理解和接受。從漢代開始，《楚辭》闡釋逐漸形成兩種傳統(tǒng)：屈騷傳統(tǒng)和依經(jīng)立義傳統(tǒng)。前者以屈原遭逐后創(chuàng)作的《離騷》為主要文本，重點揭示屈原蘇世獨立、橫而不流的人格精神，闡發(fā)詩歌中忠君愛國、悲憤憂傷、愁思郁結的思想情感，從而建構遷客文學的抒情傳統(tǒng)。后者是由王逸《楚辭章句》開始采用的闡釋傳統(tǒng)。其路徑是推尊《離騷》為經(jīng)，強調(diào)“《離騷》之文，依《詩》取興，引類譬喻”，用漢儒解經(jīng)的方法來闡釋《楚辭》，后世的《楚辭》注釋多沿用這種思路。
陳說之本劃分為“離騷”和“楚辭”兩部分，有意凸顯屈原作品的遷客文學品格，這是對屈騷傳統(tǒng)的遵循。洪興祖用以參校的佚名重編本，《九歌》以下篇目皆題“傳”字，與《離騷經(jīng)》形成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對舉結構，可以推斷，這位編纂者應該是“依經(jīng)立義”傳統(tǒng)的擁躉。晁補之《重編楚辭》在宋玉《九辯》以下篇目添加“傳”字，則不只推尊《離騷》，而是將屈原作品整體視為“經(jīng)”；“離騷”“楚詞”對舉和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對舉雙重結構的兼用，反映了晁補之既遵循屈騷傳統(tǒng)，也兼顧“依經(jīng)立義”傳統(tǒng)的追求。
朱熹《楚辭集注》對舊本選篇進行增刪，并區(qū)分為“離騷”和“續(xù)離騷”兩類，很明顯是在向屈騷文學傳統(tǒng)回歸。但是，作為理學家的朱熹對《楚辭》闡釋的“依經(jīng)立義”傳統(tǒng)也從未否定?！吨熳诱Z類》卷八十記載了他和門人關于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的問答：“問：‘分詩之經(jīng)、詩之傳，何也？’曰：‘此得之于呂伯恭?！讹L》《雅》之正則為經(jīng)，《風》《雅》之變則為傳。如屈平之作《離騷》，即經(jīng)也。如后人作《反騷》與《九辯》之類則為傳耳。’”由此可見，朱熹對“經(jīng)”“傳”對舉結構的《楚辭》文本是認可的。實際上，朱熹從來也沒有偏離“賦者，古詩之流”的觀念，《楚辭集注》主旨是闡發(fā)屈原的誠心、至意，用理學思想來重塑這部書，文本中大量采用“賦”“比”“興”的詩學話語，甚至還沿用《詩集傳》的闡釋方法，細化出“賦而比”“比而賦”“比而興”“興而比”“比而又比”等概念，總體而言，其闡釋路徑仍然是“依經(jīng)立義”。
雖然每一個宋人重編的《楚辭》文本都體現(xiàn)了編纂者對于屈騷傳統(tǒng)和“依經(jīng)立義”傳統(tǒng)的不同理解和選擇，以及他們試圖將二者融會貫通、匯為一體的努力，但在比較多樣態(tài)的文本之后，不得不承認，只有朱熹思慮最為周密，從選篇、結構到文本注釋，不露痕跡地實現(xiàn)了兩種傳統(tǒng)的互洽。
（作者：王媛，系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）
責編：鄧正可
一審：鄧正可
二審：周月桂
三審：楊又華
來源：光明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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