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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國藩畫像

文/眭達明

曾國藩在咸豐十年（1860）七月十七日日記中寫道：“傍夕接次青信三件、南屏信一件，必欲余派吳退庵帶勇三千。夜，頭悶頗甚?！?/span>

信中寫到的“次青”叫李元度，“南屏”叫吳敏樹，“退庵”叫吳士邁（湖南岳陽人）。李元度是吳士邁摯友，吳敏樹是吳士邁堂兄，他倆與曾國藩都有十分親密的關(guān)系，因此其要曾國藩讓吳士邁做三千人統(tǒng)領(lǐng)時，口氣都不容商量。

曾國藩當時剛當上兩江總督，急于擴充兵力，一時卻找不到好的帶兵統(tǒng)領(lǐng)，好友極力向自己推薦人才，按理說求之不得，而他卻深感頭痛，這是為什么？

并非每個讀書人都是帶兵打仗的料

七月十七日當天，曾國藩給李元度回了一信，從中便可略見端倪：“吾輩均屬有志之士，亦算得忍辱耐苦之士，所差者，且夫嘗思咬文嚼字之習氣未除。既想學戰(zhàn)，又想讀書，所謂‘梧鼠五技而窮’也。仆今痛改此弊，兩月以來，不開卷矣。閣下往年亦系看書時多，料理營務(wù)時少。其點名看操、查墻子等事，似俱未躬親，此后應(yīng)請親任之。閣下贊吳退庵之賢，證以胡宮保所稱，似亦學問中人，非軍旅中人也，俟相見再議?！?/span>

原來曾國藩抹不開情面，迫不得已答應(yīng)李、吳兩人的要求，同意讓吳士邁招募三千兵員（兩天后正式下達的招兵命令是二千五百人 ——筆者注）后，心里總覺得吳士邁是“學問中人”而“非軍旅中人”，尤其聽說吳士邁打算從史書中收集與摘錄戰(zhàn)例用作帶兵打仗的方法和謀略后，曾國藩更覺得他是個典型的書生和“馬謖式”人物。為此，在下達招兵命令的同一天，他再次寫信告誡李元度：“吳退庵事，即照來示札飭募二千五百人，錄札奉達。軍事是極質(zhì)之事，‘二十三史’除斑（班）、馬外，皆文人以意為之，不知甲仗為何物，戰(zhàn)陣為何物，浮詞偽語，隨意編造，斷不可信。仆于《通鑒》中之不可信者，皆用筆識出矣。退庵若以編輯‘二十三史’成書，為治軍之藍本，則門徑已差，難與圖功。閣下與之至交，須勸之盡棄故紙，專從事于點名看操、查墻子諸事也?！?/span>

可見曾國藩組建湘軍后，雖以書生領(lǐng)農(nóng)夫，但并不認為每個讀書人都是帶兵打仗的料，比如“咬文嚼字之習氣未除”的“書生”，就是此類。而他之所以認定古代文人記錄的戰(zhàn)例都是紙上談兵，一點兒也不靠譜，是他精心做過考證，發(fā)現(xiàn)書上記錄的事實與實際作戰(zhàn)情況嚴重脫節(jié)的經(jīng)驗得來的，因而完全不值得相信。

明明知道吳士邁做學問是把好手，帶兵打仗未必在行，讓這樣的人做統(tǒng)領(lǐng)，曾國藩豈能放得了心？

十七日信中曾國藩寫到的“梧鼠五技而窮”語出《荀子·勸學》，意思是螣蛇無足能飛行，鼯鼠（即梧鼠）身懷五種技能卻沒有一樣精通。意在說明：讀書人如果既想學戰(zhàn)，又想讀書，帶兵打仗時必然分心。還說這是嗜書如命的文人官員的通病，李元度和他本人都是這種人。所以曾國藩又說：自己已經(jīng)痛改前非，希望李元度也能認識其危害，此后專注“點名看操、查墻子”等事。

至于李元度用胡林翼說過的話來證明吳士邁之賢，曾國藩更是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結(jié)論。就筆者目前所能掌握的資料看，胡林翼不僅沒有說過吳士邁能成為好統(tǒng)帥，而且曾經(jīng)公開斷定他在軍事上“必不可用”：“知兵事不得脫身，向李次青苦求人才，次青舉二人，一邢星槎（邢高魁），一吳退庵。退庵在岳州見十日不發(fā)一言，弟運神力慧眼，決其必不可用。”

胡林翼既然“決其必不可用”，那么李元度為了讓曾國藩放心任用吳士邁，硬說胡林翼稱贊過吳士邁多么賢能，那就完全不符合是事實，曾國藩怎么會相信他說的呢？所以曾國藩對李元度說：吳士邁究竟賢不賢，在信中是討論不清的，只能等見了面再說。

曾國荃和曾國葆也反對任用吳士邁

當年八月初六，曾國荃給曾國藩寫來一信。初八，曾國荃和曾國葆又聯(lián)名寫來一信。在這兩封家書中，都談到了不能讓吳士邁做統(tǒng)領(lǐng)。

曾國藩是十一日白天和晚上先后收到這兩封信的，第二天他就回了信。信中說此事不能反悔，更不能收回成命。他說，黃冕推薦的胡鏞和彭汝琮，其中更有難言之隱，但也不能不用，因為黃冕的面子也不能不給。如果用了胡鏞和彭汝琮而不用吳士邁，豈不是待彼太寬而待此太褊！為了一碗水端平，所以兩邊的人都得用。曾國藩又說，羅澤南、王錱、李續(xù)宜以及他本人，當初也是好說大話喜唱高調(diào)的，后來還不是磨煉成為講究實際的人？所以周之翰和吳士邁雖然也存在“高亢”的毛病，但品行畢竟不差，只要大節(jié)好，其他毛病都會慢慢改正。曾國藩為此總結(jié)出了一句名言：天底下沒有毫無缺點的人才，也沒有毫無嫌隙的交情，在大的地方持守正道，小的地方包容掩飾，這樣就可以了。

然而曾國藩的苦口婆心，并沒有做通兩位弟弟的工作。當年十一月吳士邁到安徽祁門湘軍大營“請示面訂”后，曾國荃又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夜間寫來一信，不僅堅決反對任用吳士邁，而且引用郭崑燾等人的話說：如果任用吳士邁，事情最終會壞在他手上。

咸豐十一年（1861）正月初一日，曾國藩只好又回信做工作：吳士邁的事，我實在不能失信于人。至于他確實不能用，用了一定會壞事，我也實在看不出來，不知郭崑燾等人憑什么有此先見之明，而能說出這種有十成把握的話？據(jù)我這么多年的閱歷，發(fā)現(xiàn)事情成功與否，人能成名與否，都是命中注定，并不完全取決于人的主觀能動作用。

不過吳士邁最終還是沒到曾國藩手下做成統(tǒng)領(lǐng)，原因是他親自從祁門“請示面訂”回到長沙后，當?shù)赜嘘P(guān)部門和人員堅決“不肯發(fā)餉銀、槍炮”給他，吳士邁這才不得已“甘心引退”，并懷疑曾國藩對他耍了花招。而從中作梗的“長沙諸君子”不是別人，正是在湖南巡撫幕中主事的郭崑燾等人。他們寧愿自己當惡人，也要替曾國藩把好用人關(guān)，出發(fā)點當然是好的。

曾國藩雖然蒙受了不白之冤，但為了不失信于吳氏兄弟，他還是給郭崑燾寫信做工作：“吳退庵募二千五百人之局，聞臺端大不謂然，以不成人惡為義。仆既有三次札批于前，又當面要約于后，此時斷難失信。渠以扁舟千余里來祁（祁門）請示，仆無異詞，今豈忽變乎？伏希鑒亮?！?/span>

雖說曾國藩“斷難失信”于吳士邁并懇請郭崑燾“鑒亮”，但郭崑燾還是利用手中的權(quán)力，拒絕發(fā)餉銀和槍炮給吳士邁，在此情況下，吳士邁不“甘心引退”，又能怎么辦呢？

曾國荃、曾國葆和郭崑燾等人之所以對吳士邁沒有好印象，并斷定他成事不足敗事有余，可能與其早年的一段不光彩經(jīng)歷有關(guān)。那是咸豐二年（1852）太平軍攻打長沙時，湖北方面未雨綢繆，派提督博勒恭武領(lǐng)兵駐防岳州，前鋒部隊更是深入湖南境內(nèi)數(shù)十公里，駐扎在臨資口和榮田驛一帶。這里既是湘江、資水交匯處，又是進入洞庭湖的門戶要道。湖北巡撫常大淳（湖南衡陽人）還委任當?shù)丶澥?、在籍候補中書吳士邁募集當?shù)亍皾O勇”千余人助守。湖北方面的意圖很明顯，就是防止太平軍進入洞庭湖，然后北竄湖北。應(yīng)該說這是一個頗具前瞻性且具有雙保險作用的布防思路。然而太平軍的戰(zhàn)船尚未開到土星港，吳士邁所募“漁勇”就作鳥獸散，前鋒兵營也隨之土崩瓦解。太平軍將清軍戳沉在河中的大船迅速清除后，又將早先截留在內(nèi)河中的上萬條商船和漁船掠為己有。勢力大增的太平軍很快攻入岳州城，然后順勢攻占武漢并進兵金陵。

后來，雖有吳敏樹試圖幫吳士邁洗白歷史，說他有職無權(quán)，事事受到掣肘，太平軍殺來時才“一哄而潰”，但此戰(zhàn)留給眾人的不良印象，無論如何都抹不掉了。郭崑燾說如果任用吳士邁，事情最終會壞在他手上，也是由此而來。

此事確實讓曾國藩左右為難。所以后來他又給胡林翼寫信，詳細說明和解釋對吳士邁的用、棄全過程，想請胡林翼出面做吳氏兄弟工作，以便澄清是非，不讓自己背上背信棄義的壞名聲。這件事最終被搞成這樣，確實讓曾國藩頭痛不已。

慶幸的是曾國藩很快得到了解脫。當年八月，李元度兵敗徽州、受到曾國藩參劾后，急于建功贖罪，于是返回平江老家拉起了一支名為“安越軍”的新武裝。在這支八千人隊伍中，就有吳士邁的宗岳營。李、吳本是鐵桿朋友，如今一個急于拉隊伍，一個手上有兵員卻找不到靠山，雙方自然而然無縫對接上了，真是此處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。

如果不是這個原因，吳士邁是否會繼續(xù)與曾國藩糾纏不休，而不是“甘心引退”，這或許還是個問題。